伊利亚·卡赞

演员的导演，也是告密者

没有哪位美国电影人比他更难用单一印象来概括。卡赞搭建了一座桥梁，将“方法派”表演从纽约舞台带入电影界，而他激发出的表演——码头边的 Brando，取得突破的 James Dean——是后来每一位演员必学的范本。同样在1952年4月，他坐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面前，指认了八位前同事，随后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，敦促他人如法炮制。这两件事并不相互抵消；它们并存于他一身。观看他的电影，就是去审视这样一个人：他在银幕上对人类的忠诚与背叛的理解，比几乎任何人都更精准，而在银幕之外，他自己却演出了同样的戏码，并站在了道德上失败的一方。

从君士坦丁堡到团体剧院

他于1909年9月7日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卡尔西顿，本名 Elias Kazantzoglou，父母是卡帕多西亚希腊人；他年幼时便来到美国，全家定居于纽约州新罗谢尔。他先后就读于威廉姆斯学院和耶鲁戏剧学院，1932年加入具有社会意识的团体剧院，并于1947年与 Robert Lewis 和 Cheryl Crawford 共同创办了演员工作室——在这个工作坊里，在 Lee Strasberg 的带领下，方法派表演成为了战后美国表演的风格。仅凭他在百老汇的履历便足以确立其地位：他执导了《欲望号街车》(A Streetcar Named Desire)与 Arthur Miller 的 Death of a Salesman（1949）的首演，后者为他赢得了一项托尼奖。好莱坞几乎算是他的第二职业。他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，分别凭借正面抨击反犹主义的Gentleman's Agreement（1947）和《码头风云》(On the Waterfront)（1954）。他最后一次获得导演提名是凭借《美国，美国》(America America)（1963），该片改编自他本人的半自传体小说，讲述一个希腊青年逃亡美国的故事。2003年9月28日，他在曼哈顿去世，享年94岁。

演员给予了他什么

卡赞的标志性手法并非某种摄影机运动；而是一张在情绪崩溃中途被捕捉到的面孔。在《码头风云》之前，他曾执导 Brando 出演《欲望号街车》（1951）和《萨巴达万岁！》(Viva Zapata!)（1952），并在《伊甸之东》(East of Eden)（1955）中给了 James Dean 突破性的角色。在我看来，他真正的母题始终是被碾碎在体制与良知之间的个体——码头工人、流浪汉、希腊男孩——这使得他在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证词读起来令人不安，仿佛一部他无法停止拍摄的自传。曾师从这一遗产的马丁·斯科塞斯，参与联合执导了2010年的致敬纪录片A Letter to Elia。

数据说明了什么

我们的资料库收录了13部卡赞电影，以15.60的综合得分将他排在所有导演的第38位——这个成绩相当不错，但远低于他两夺奥斯卡的声望，因为他的伟大之处集中在一部巍然耸立的电影上。《码头风云》位列第40位（4.31），被我们的11个来源引用，其他作品无一能望其项背：《美国，美国》以2.31分紧随其后排名第279位，遥遥领先以1.73分排名第487位的Gentleman's Agreement——综合数据更偏爱私人史诗，而非奥斯卡之夜的赢家。《欲望号街车》尽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的次数多于《美国，美国》，却仅排在第375位（2.02）；它被广泛提及，却极少登顶。《登龙一梦》(A Face in the Crowd)（1957）如今被尊为先知之作，却落得第1935位的排名。这条曲线表明，他的声望远比他壁炉台上的奖杯所暗示的更依赖于《码头风云》。

从何处看起

《码头风云》，毫无疑问——在这部影片中，他的方法派与道德执念融为一体。接着是《伊甸之东》，看他从 Dean 身上发掘出了什么；然后是《登龙一梦》，这是被数据来源低估、却被时间证明其价值的一部。